先把事实摆在桌面上：截至9月1日，全国在押84,311人，可用床位62,614，整体拥挤度134.7%。在专门关押候审与短刑犯的看守所里，这个数字抬到164.1%。一年增加5,342名在押人员；8月那一阵短暂回落，并没有改变向上的曲线。还有一组容易被忽略的数字：被置于司法管束状态（sous écrou）的总人数101,412，其中17,101人没有在监狱里，而是电子脚镣或外出安置；22,364人仍在等待最终判决，法律上属于“推定无罪”。
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？并不是抽象的百分号，而是同一间囚室睡得更挤、洗澡时间更短、医生和社工更忙；更刺眼的一点是：候审者承受的环境往往比服刑者还差。把镜头从统计表挪到走廊，你能想见那种“人吵人、事挤事”的日常。
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不止一个。
第一，容量确实不够。修、扩、建的节奏追不上案件的流入速度，新增床位很快被“吃掉”。
第二，候审羁押用得偏多。治安压力一上来，司法决定更保守，“先关起来更安全”的直觉容易占上风，替代性措施（司法控制、保释、电子监管）不够“顺手”。
第三，短刑的旋转门。对非暴力、低额财产类的轻罪，缺少稳定的社区服务、日间拘留、戒治与就业支持的“组合拳”，人很快再回到系统里。
第四，执行与保障不匹配。场所拥挤，教育、医疗、再社会化项目率先被挤压，久而久之又推高复犯。
如果把问题拆开一点点，能做的事其实并不玄乎。
其一，把候审真正当作“最后手段”。对有住址、低风险、可联系到的被追诉人，优先用司法控制与保释，电子监管别当“可有可无”的装饰，而是实打实的替代。做到这一点，需要给法官和检方可解释的风险评估工具，并让辩护方能有据可辩。
其二，让非监禁处罚“像菜单一样好点、能落地”。社区服务（TIG）、日间拘留、戒治与就业支持要打包成为“一个入口”的判后中心，设置清楚的目标：比如某类轻罪，默认先走非监禁，并用复犯率、就业留存率来验收效果，而不是只看“做没做完工时”。
其三，容量要补，但别只补床位。把>150%拥挤度的“红色地带”优先降温，必要时做硬件扩容；同时引入独立监测与**“拥挤熔断”阈值**——到了上限，自动触发替代措施优先，用制度把“再挤一挤”挡住。
其四，把人放回社区不是“放任自流”。电子监管要配心理、成瘾、债务与就业辅导；没有这些配套，脚镣只是把问题从铁门里移到了街角。
其五，把数据摊平。每个月公布的不该只是总人数，还要有候审率、短刑替代率、单位床位的医疗与教育投入。透明的数据本身就是治理手段：公众看得见，系统才更容易被纠偏。
这不是在“同情罪犯”。拥挤首先伤害的是一线的监管、医护、社工，他们的职业耗竭会反弹成管理风险；其次才是在押者与他们的家属。而从社会结果来看，出狱后有人能稳住工作、维持家庭与治疗，才是真正减少再犯的那条路。
今天的拥挤，是把**“关得太多、关得太久、关得太挤”叠加起来的结果。要让曲线拐头，不是靠一句口号，而是在判前去羁押化、判后多元化、底线容量兜底**上同时动手。我们不妨把标准放得朴素一点——让该关的关得起、能不关的别硬关、已经关的活得像个人。这三点真的做到，统计表上的百分号才会慢慢往回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