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约翰十二世：史学争议中的“最年轻教宗”
约翰十二世（在俗名Octavian），大约18岁登上教宗之位，是天主教史上最年轻的教宗之一。他的任期（955—964）伴随与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的权力博弈，也被当时的反对派与后世作者描绘为“荒淫无度”。最核心的指控来自963年的罗马宗教会议记录与当时史家李奥特普兰德（Liutprand of Cremona）的文字，例如指称他把拉特朗宫“变成了妓院”等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：这些材料多出自政治敌对阵营，学界普遍提醒要警惕来源的敌意与夸饰。换言之，“丑闻”的传播与政治斗争常常如影随形。
二、好莱坞的第一场“世纪审判”：阿巴克尔案
1921年劳工节周末，喜剧巨星罗斯科·“胖子”·阿巴克尔在旧金山圣弗朗西斯酒店举行派对；女演员弗吉尼亚·拉佩不幸身亡，阿巴克尔随即被指控。此案轰动全国并接连开庭三审：前两次陪审团未达成一致，第三次阿巴克尔获无罪判决，陪审团甚至写下声明为其名誉辩护。然而，媒体与舆论的“定型效应”让他事业近乎腰斩，案后好莱坞更趋保守，行业自律（如后来的海斯法典）加速登场。这一事件成为“明星—舆论—审判”三角关系的早期样本。
三、为什么性丑闻能撼动机构？
无论是教廷还是好莱坞，都以“道德叙事”维系合法性：教廷诉诸神圣性，电影工业依仗公众好感与票房信任。当性丑闻爆发时，冲击的不仅是个人私德，更是机构的象征资本——信徒或观众会把个体行为投射为“整个体系的失败”。10世纪的争议主要通过教会与帝国精英的文字扩散；到了20世纪，报纸与通讯社塑造“公共审判”；进入互联网时代，丑闻更可能在社交媒体上被放大、碎片化与情绪化。
四、三起具有参照意义的延伸案例
— 普鲁富莫事件（英国，1963）：战争大臣普鲁富莫与克里斯汀·基勒的关系被曝光，他曾在议会否认“不当行为”，后承认说谎并辞职。此案动摇保守党政府威信，被视为战后英国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分水岭。
— “毒药事件”（法国路易十四时期，1677—1682）：牵涉贵族、巫术与投毒的巨大丑闻，最终多人被处决，宫廷阴影与城市传闻交织，反映政治中心化下的恐惧与想象如何借“性—巫术—毒药”叙事流通。
— 克林顿—卢温斯基（美国，1998）：私人关系演变为法律与宪政风波，众议院弹劾、参议院无罪，舆论场与法政体制的张力尽显；这也是互联网时代最早被“在线狂热”放大的全球级丑闻之一。
五、如何阅读“丑闻史”：方法与分寸
1）区分事实、指控与流言：以约翰十二世为例，很多指控来自敌对派别，学术写作会在叙述中反复标注“据某某所述”。读者应关注“谁在说”“为谁而写”。
2）司法结论与舆论标签并不等价：阿巴克尔获第三次审判无罪，但事业受损与行业收紧却成为事实，显示“法律的终审”不等于“社会的终审”。
3）权力结构决定故事走向：从王权到现代政府、从教会到影业公司，机构都会尝试“危机传播”，而媒体生态（从手抄编年到推特热搜）改变着丑闻的生命周期与公众记忆。
六、小结
这两起跨越千年的案例说明：性丑闻之所以“震撼历史”，并非只因私德失范，而是它们撬动了更大的叙事：宗教的神圣性、政治的公信力与娱乐工业的信誉。当我们回望丑闻，更应把目光放在“谁在建构事实、谁在放大情绪、谁在重写秩序”。这也是“巴黎见闻”面向中文读者的价值所在——在八卦与道德审判之外，读懂制度如何回应，社会如何改变。